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悠久燦爛的物質文明，技術發達、工藝先進、產品豐富。但是呼和浩特印刷廠由于古時掌握知識和話語權的文人階層認為技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文獻中對技藝、技術的記載微乎其微。體現在出版印刷領域，雖然我們是印刷術和印刷史的故鄉，但留存下來可供研究的材料卻屈指可數，這讓今天的研究者時有捉襟見肘之感。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當今中國印刷史研究在學科建設、史料發掘、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大有建樹，但限于材料，很多研究只能原地徘徊，部分現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更甚者，因為可用材料有限，研究者或有因為對材料的不同解讀而成分裂的陣營。艾俊川《中國印刷史新論》提出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四重證據法”，猶如一聲吶喊。他強調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呼和浩特印刷廠電話要把文獻記載同實物考察、科學檢測和語言學詞義辨析研究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判斷，這樣才不會限于“視野盲區”和“語言陷阱”。

用實物細節辨別“活字”與“銅版”在肯定了當今印刷史研究的成績后，指出了印刷史研究和任何學科的研究都存在的情況——未解決的問題和已經在研究討論但結論仍需要進一步補充訂正的問題。在他看來，導致目前印刷史研究不足之處的原因，既有缺少材料的客觀因素，也有研究者“視野盲區”的主觀成分。所指的“視野盲區”，是指對待已有材料，過于依賴文字記載，而忽視實物材料。他認為“印刷史是一門技術史，研究技術和工藝的興廢變革，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其研究對象和論證依據更加豐富，既有實物，又有文獻。實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獻則包括對技術、工藝的說明和一般記載?！彼貏e強調印刷史研究不能缺少實物研究環節，正如他在書中用大量的實物細節來證明“活字”和“銅版”問題一樣。

在“實物考察”環節，艾俊川將古籍的版本和鑒定知識融于印刷史研究，他通過古籍版面上的斷裂線、板框框線的寬窄、平滑度、斷裂痕跡以及文字的字形、筆畫、氣孔、砂眼等方面來做對比研究，呼和浩特印刷廠以大量的實證信息判斷是雕版還是活字印刷，是銅版、木板，還是銅活字、錫活字，這樣的功夫令人嘆服。